学术在衰退，还谈什么诺贝尔奖？
没有崇尚学术卓越的大学精神，就培养不出大师
南方周末：刚刚故去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向温总理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教育界引起广泛讨论，您怎样看“钱学森之问”？
朱清时：温总理最早提起钱先生对中国教育的这个忧虑，其实是2006年在中南海召开的教育座谈会上，这个会议我也参加了。
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干了十年，“钱学森之问”也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的。中国教育投资已经很大，人也很多了，师生比起民国时期多了几百倍。但是，现在基本没有民国时期那些大师，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梅兰芳这样的演员等。
钱学森就讲过，加州理工大学风气让他深深难忘，在那里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
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这个东西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崇尚什么，尊重什么，追求什么。
我当校长以前是搞科学研究的，1998年当校长的时候意气风发，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到了中国教育不行，当时就想着教育改革。
认识这个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了。
南方周末：这应该就是你在中科大十年校长生涯中的反思和总结吧？
朱清时：是的。我在国外工作很多年，回来一看，我们大学里课程设置极其落伍，教材也很陈旧，老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有很多老师就是照着书说一遍，学生懂不懂他也无所谓。
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麻省理工学院就不许用PPT文件，老师得写板书，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我回来以后发现大家很浮躁，都用PPT文件，讲课讲得学生都坐“飞机”了，效果极差。
我刚担任校长时，带了六七个人到美国欧洲访问多所一流大学，把它们的课程表收集起来，每节课程的教科书也收集起来。然后回来就宣传我们要改革我们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方法。但是搞了一年发现效果不大，为什么？老师不愿意做这件事，学生只要这门课程学分考够就行了，他并不太在意他学的知识今后有什么用途。
归根结底，是我们教育管理制度上有没有压力，大家不需要做这种痴迷的事。所以我发现去检阅课程设置，引进新教科书，这是表面的事情。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反思深层次的东西，鼓动国内很多高校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过去几年，我年年都在研究、在讲如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现在回头一看，学生的创新气氛还是在衰退，发现这还不是最深层次的问题。
我当校长之前，学校里最流行就是老师的讨论会。现在我发现学术会完全变形了，开学术大会都是官本位，大家都在崇拜权力，作第一个大报告的人，一定是官最大，地位最高，哪怕他学问上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一开大会就洋洋洒洒长时间作主题发言，随后都是按照级别、权威程度排，真正一线年轻人没有机会表述。
大学是个学术机构，一定要一心琢磨怎么把学术搞得最好。这样（开会），谁都不会去耐心让那些没有真东西的大权威去洋洋洒洒，而是赶快搞清楚同行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学的。
这就是大学的精神，实际上比教学思想、教育制度还要深刻，比教科书课程设置更深刻。这是我思考的第三个阶段。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
大学就好比京剧团，就像以前梅兰芳唱京剧时代的百花齐放，应该是谁的唱功最好、表演最到位、最能获得观众认可，谁就受到最大的尊敬。梅兰芳跟对手唱京剧，比着看吸引观众，后来京剧团都变成政府机构了，工资国家发，现在没有活力了，现在京剧哪有梅兰芳那样的大师啊，现在的学校也是一样。
“学术在衰退，还谈什么诺贝尔奖？”
南方周末：这是官本位造成的一系列衰退？
朱清时：现在中国学术界跟过去不一样，都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怕别人把自己思想偷过去，防止权威占了自己的成果。因为这些地位高的人往往都把底下人的东西凑起来，包装成自己的。所以年轻人都害怕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都没有了，这就造成大家互相保密。
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这十多年我就知道大学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
这一结果就是学术衰退，衰退最大的改变是科学杂志可读性差，即使偶尔有一两篇可读文章还有好多水分。大家时间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这种状况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
这么多年大家一直在喊素质教育，要培养创新能力，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学校从来没有人说培养创新人才、素质教育，但是他们培养出的就是创新型人才。
南方周末：领导可以带来很多其他的，包括课题，有的人当上大学校长后，评院士也容易了。
朱清时：这就叫做权力通吃。所以大家觉得尊重学术作用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学术气氛、文化、精神就全完了，其结果就是只要有点权力的人都能指挥其他人，学术优秀的人反而成为地位最低的，最没有发言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