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说明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也说明了文字的性质。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是“言之记”。语言中的语素、词这些单位包括音和义两个方面，记录语言的文字，除了音、义之外，还必须有自己的形体。所以，文字有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个方面。字音、字义和语素、词等单位的音、义一致，而字形则是文字所特有的。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义”的。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形”，每一个字必须能读出音来，这是文字的本质，这样才能用文字的“形”来记录语言中的语素、词等单位。拼音文字一般都是用一个字去记录语言中的一个词，比方英文的book，“book”是形，[buk]瞩是音，“书”是义。绝大部分汉字代表汉语里的语素，也都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少数汉字只有字形和字音，而没有字义，如“蜘”“蝴”“玻”“琉”等，它们要和别的字结合起来（如“蜘蛛”“蝴蝶”“玻璃”“琉璃”等）才有意义。

语言是一种系统，文字也是一种系统，它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例如汉字包括笔画、笔顺、偏旁、标点等，英文等拼音文字包括字母、字母顺序、拼写规则（大写字母用法、移行规则、自左而右的书写顺序）、标点等。通过这样的书写符号的系统可以把语言符号记录下来，使语言的口头形式书面化。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所以每一种文字都必须适应自己所记录的语言的结构特点和语音特点。汉字所以长期停留在方块字的阶段，这与汉语的特点有一定关系。在古代，汉语的语词以单音节占优势，没有形态变化，缺乏词缀等附加语素。语言的这些特点有利于保持一词一形的书写体系。如果汉语也像俄语那样是有词形变化的语言，那么古人就可能会选择另一种文字体系，以便把词尾变化表示出来。这从日语和汉字的关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日语是粘着语，有词形变化，也多词缀等附加语素，因此日本人民除借用汉字外还创造出假名来补充书写日语的附加语素和词尾变化。

语言要求文字正确地记录它。语言的特点制约着文字的特点。但是文字和语言毕竟不是一回事情，用什么形体去记录语言，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同的语言可以采用相同的文字形式（如英、法、德、西班牙等语言都采用拉丁字母），而同一语言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文字形式，像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文有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两种拼写法，朝、越等国家原来采用汉字，后来经过文字改革，实现了拼音化。不管文字的形体如何变化，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这种性质是不会改变的。

语言没有阶级性，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也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的，没有阶级性。可是语言人人都会，文字需要专门的学习，不是人人都掌握的。在旧社会，广大劳动群众成天为生活而操劳，没有条件读书识字、掌握文化，识字有文化的人大多是经济条件优越的剥削阶级的成员。这种情况产生一种假象，好像文字是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有阶级性。特别像汉字这种类型的文字，要掌握它很困难，更容易引起这种误解，仿佛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汉字的确难学、难写、难认、难记，这给劳动人民学习文字、掌握文化增加了困难，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有阶级性，因为汉字也是劳动群众反对剥削、进行革命的工具。用汉字写成的各种文章、文件起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巨大作用。毛泽东、鲁迅犀利的、富有战斗性的文章都是用汉字来书写的。所以，文字就其性质来说，和语言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不是哪一个阶级、阶层的专利品。